邵飘萍已成为中国百年新闻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名字，有“飘萍一支笔，抵过千万军”的高度评价,笔下独斗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三大军阀。

邵飘萍已成为中国百年新闻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名字，他用他的鲜血染红了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中国新闻界赞誉记者专业精神的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出文章”，说的就是邵飘萍。他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文化战士、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他以报纸和通讯社为武器，宣传真理,抨击邪恶，锐意改革，为新闻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等,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后人誉之为“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等等。更有“飘萍一支笔，抵过千万军”的高度评价。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从小在金华长大。1899年考中秀才，1903年进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青少年时代受到一位比他年长9岁的民主革命者张恭的影响，张恭于1904年创办金华有史以来第一张报纸《萃新报》，邵飘萍正是从《萃新报》获得对报业的最初印象。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就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声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

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他后来自述“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还曾遭到过暗杀。因为反袁入狱、三进三出，出狱后只得到日本暂避，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同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他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申报》是当时上海第一大报（资格最老、销路最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两年间，他为《申报》写了200篇22万字的《北京特别通讯》，都是来自第一线的报道。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才脍炙人口，风靡大江南北。

请看他揭发张作霖1918年2月抢劫政府军械而写的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寥寥几笔，就已活灵活现地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8年后被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的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一开始只有他和潘公弼两个人，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

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艰辛道路。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取自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被残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将“妙”字改成了“辣”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80多年前，他就是在这些思想支配下，把《京报》真正办成了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京报》刚刚创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去上每周二小时的课。

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我们今天再去看看这份名单，不禁感慨万端。名单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55人中也有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1919年5月3日晚上，“五四”前夜，是个准备直接行动的不眠之夜，在北大的“五三晚会”上，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国民》杂志顾问的邵飘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大声疾呼“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他的报纸更是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8月，因《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被当时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

1920年回国。9月17日，《京报》复刊。他办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也依靠社会力量，办了好多种附刊，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在《京报》的周围既有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大学者，也有张季鸾、焦菊隐等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人，可谓人才济济。

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邵飘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了北方民众的反日、反张运动，张作霖他们这才对他恨之入骨，要枪毙邵飘萍！

一不做二不休，是邵飘萍的个性。１２月７日，上面满载着左右时局的重要人物照片的《京报特刊》以厚厚的铜版纸推出，在每个人物下面，邵飘萍亲自撰写了介绍语，比如：“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麟，“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

一纸风行天下惊。这份《京报特刊》一出，阅者读之解气，无不称快，甚至流播到前线，奉系军心为之动摇，起到了攻心战的作用。

张作霖对邵飘萍恨怕交加，他决定先采取“银弹策略”，汇款三十万元公然收买《京报》。邵飘萍嗤之以鼻，当即将银钱悉数退回，《京报》上攻击张作霖的火力不仅未减弱，反见其增。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２３日，郭松龄的部队遭到奉军和日军的联合夹攻，兵败被俘后遭枪杀。邵飘萍闻讯之后悲愤莫名，立刻向读者揭露张作霖勾结外敌、残害同胞的真相。

对于这个油盐不进的邵飘萍，张作霖怒不可遏，“于是乎乃有必死飘萍之心矣”。

１９２６年４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４月１８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狗肉将军”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开进北京。

４月２４日，张作霖以两万块大洋外加造币厂总监之职的双重诱饵收买邵飘萍的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张翰举绰号“夜壶张三”，是见利忘义，卖友求荣之徒，他打电话给邵飘萍，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滥杀名流，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少帅允诺《京报》可以照常出版。

此时，邵飘萍避处东交民巷使馆区，还算安全，可是百密一疏，他居然轻信张翰举的一通谎言，下午五时半乘坐私人汽车离开六国饭店，返回《京报》馆处理事情，两小时后即落入侦缉队在魏染胡同南口布下的陷阱，令人扼腕的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同为报人，张翰举的气节与操守与邵飘萍相差不可以道理计。

４月２５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京报馆被封”和“邵飘萍先生被捕”的消息，京城众多文化名人迅速行动，全力进行营救邵飘萍这个“社会的良心”。以杨度为首的十三位代表前往石老娘胡同求见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向众人交了底：“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处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个亦难做主。”

代表们再三恳请，张学良始终不为动容，他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此事实无挽回余地。”

张作霖杀害邵飘萍看来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营救行动遂告失败。

４月２６日凌晨一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解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所拟罪状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以为炯戒，此令。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凌晨四时三十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表现了一回黑色幽默，向监刑官拱手道别，并且用满含嘲弄的语气调侃道：“诸位免送！”然后毫无惧色地哈哈大笑，直至枪声响起。

邵飘萍的传世之作有《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等，这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学著作。邵飘萍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乱世飘萍”、“一代报人”等，他用他的鲜血染红了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著名报人张季鸾曾这样高度评价邵飘萍说：“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渐识飘萍，遂亦见重视报纸，飘萍声誉，以是日隆”

民国闻人多妻妾。邵飘萍也未能免俗，他有三位夫人，原配沈小奶、报人汤修慧、演员祝文秀。

１９２６年邵飘萍被反动军阀杀害后，其夫人汤修慧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于１９２８年恢复出版了《京报》。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０日，汤修慧秉承邵飘萍之气节，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向中外报道了“九一八”事变。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８日，《京报》出版最后一期，寿终正寝，结束了它１９年不畏强权、秉笔直书的非凡历程。

此后，世间不再有《京报》。曾有的《京报》辉煌，成了遥远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