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是谁？在郑观应之前，魏源、冯桂芬、洪仁玕等人虽然对中国近代化道路进行过大胆的初步的探索，但由于其时国门初开，他们认识西方世界的眼光还受到很大

近代化也叫现代化，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在中国，近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就是实现社会的转型，即从中世纪社会转化为近代社会。

1842年7月24日诞生于广东香山县三乡雍陌村的郑观应，虽然不是近代中国实行近代化的首倡者，但却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探索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

在郑观应之前，魏源、冯桂芬、洪仁玕等人虽然对中国近代化道路进行过大胆的初步的探索，但由于其时国门初开，他们认识西方世界的眼光还受到很大的局限。魏源关心的是船坚炮利等西方军事方面的“长技”，重在卫国保疆。冯桂芬比魏源前进了一步，他不仅提出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而且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走富国强兵之路，但他认为中国的道统不可变也无须变。洪仁玕对近代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明确提出采用西方先进的文化科技，主张推行近代西方生产方式，鼓励发展工商业，并试图把天朝的新政建立在革故鼎新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气乃至法制的改革主张，期望中国未来社会民富国强，但在当时的太平天国并不具备把他的这种主张付诸实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至于洋务派中的一些官僚士大夫对近代化的理解就更肤浅了，他们始终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根本不可能使中国走向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的全面近代化。与众不同的是，郑观应不仅对中国近代化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而且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近代化的内容和方式方法。

首先，他认为，设议院、达民情、实行君民共治的民主制度是中国近代化的先决条件。郑观应在1875年所写的《易言》一书中，就希望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有可预期者矣。”在《盛世危言》一书里，他又再次提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实行改革、设立议院。他说“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华而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升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他把设立议院、通上下之情、合君民一体看作是中国富强和实现近代化的前提条件，这在当时可谓是一条大胆而又崭新的思路。因为他不仅突破了传统的“中国本位”的思维模式，而且认为“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清楚地意识到政治变革是中国走向全面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可以说，在中国政治近代化发展进程中，郑观应开创了“西洋本位”思维模式的先河。

其次，郑观应明确提出了工商立国、富强救国的口号，为中国经济近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当中，郑观应比较早而且有系统地论述了经济近代化的内容、途径、方法、目的和意义。在《救时揭要》一书里，郑观应就认为，洋务派的官办政策妨碍了商民的自主权，削弱了国力，如果轮船机器由商人造，对“国家有益”。他指出，改“官造”为“商造”，既是“富民之道”，又是“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在《易言》一书里，他进一步指出：“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并且公开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他说：“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我中国与之并立，不得不亟思控制，因变达权。故公法、约章宜修也，不修则彼合而我孤；兵制、阵法宜练也，不练则彼强而我弱；枪炮、器械宜精也，不精则彼利而我钝；轮船、火车、电报宜兴也，不兴则彼速而我迟；天球、地舆、格致、测算等宜通也，不通则彼巧而我拙；矿务、通商、耕织诸事宜举也，不举则彼富而我贫。”在《盛世危言》里，他更明确地指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他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商战”口号，系统地阐述了“商战”之道，认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在他看来，讲求武备，保护工商，发展工业，扩大机器生产，实行商战，“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货畅其流”，所有这些都是富强救国的有效方法。这实际上也为中国经济近代化指明了方向。

再次，郑观应特别重视西学，提倡格致，注意新式人才的培养，并设计了一整套培养人才的制度和方法，在人的近代化和文化近代化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郑观应曾从“道器”、“本末”、“体用”的哲学高度阐述了中学与西学、人才与国家兴衰之关系。他说：“从来讲备边者必先利器，而既有利器，则必有用此利器之人。器者，末也；人者，本也。”“今我苟欲发愤自强，必自留意人才始。”而且，他较早地认识到国家富强与科学技术和人才培养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原本首在学校”，主张考试分立两科，考试格致、化学、电学和天文、地理、医学、种植新法等门，录取对富强之道实际有用的人才。在当时人们仍然崇尚虚文、皓首穷经、拒绝西学的环境里，郑观应把兴办新式学校和培养科技工艺型的实用人才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视学校和实用型人才为富强的根本，显然具有积极意义。其思想主张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人的近代化和文化近代化这两个敏感而又极其关键的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郑观应不仅对中国近代化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探索，而且积极投身于中国近代化的建设事业，以自己的实践活动，向人们展示了近代化的广阔前景。郑观应17岁入上海宝顺洋行当买办，到80岁病逝于上海提篮路招商公学宿舍，几十年风风雨雨，起落无常。在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郑观应就投资太古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与盛宣怀等人集股开采山东登、青、莱、莒四府五金矿产，与唐廷枢合办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对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造纸公司、烟台采矿公司、缫丝公司、三姓金矿公司等也“无不入股相助”。尤其是在参与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和汉阳铁厂等近代化企业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惊人的胆识和非凡的才干，对这几个近代企业的创建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实用人才方面，郑观应也做了不少宣传鼓动和具体实际的工作。在招商局任职期间，他把买来不合商船之用的船改为教练船，先招学生若干名学习驾驶诸法，继则正式成立驾驶学堂。在总办汉阳铁厂时，又创立机器书院，招收的学生“上午读书，下午入厂学习机器”。他自己也成为我国较早提出设立结合机器操作实践的半公半读学校的教育家。1917年以后，他还担任招商局公学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以及上海商务公学的名誉董事等职，主持或参与学校的实际工作，以实际行动为广兴学校、培养人才、开通民智、研究学术树立了榜样。

可以说，郑观应是一个务实求真的人。他一生致力于探索“富强救国”，全面实现近代化的道路、方式和方法。虽然他以思想家著称于世，但他更是一个用思想指导行动的实业经营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那个风气还未大开的时代里，郑观应所言所行，不仅激励了同侪，而且也鼓舞了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