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汉奸案于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在本处讯问。出席公务员如下：检察官：陈绳祖，点周佛海入室。

　　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讯问周佛海汉奸案笔录　　（１９４６年９月２１日）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度侦字第七八二号　　周佛海汉奸案于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在本处讯问。　　出席公务员如下：　　检察官：陈绳祖　　书记官：蒋福成　　点周佛海入室。　　问：姓名、年龄、籍贯。　　答：周佛海，五十岁，湖南沅陵县人，住南京西流湾八号。　　问：你在未参加伪组织以前，在中央担任何职？　　答：曾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执行委员。　　问：你原来与汪精卫有何关系？　　答：他是副总裁，我是中央执行委员，开会常见面，没有什么交情。以后因担任宣传部副部长见面机会更多，就谈起时局问题，他觉得仗不能再打下去，我那时观察国际情势对于中国除道德的同情、精神的援助外，没有实际的援助。同时那时中国本身的力量同日本比较，赶不上他，所以对汪的和平主张也很赞同。

　　问：汪精卫主张和平运动的动机在何时？　　答：民国二十七年大约十月中旬，我在汉口沦陷三天前，我飞到成都，在成都耽搁了三、四天，就回到重庆。到了重庆就看了梅思平，他从香港到重庆，大约已有三四天了。他告诉我，他同高宗武到上海，和日本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订了一个协定，其内容：日本尊重中国主权独立，日本所要求于中国的有三点：一、善邻友好，其意思就是要中国承认满州国。二、共同防共。三、经济提携，并且和平之后两年之内撤兵完毕。梅思平并且告诉我已经和汪先生谈了好几次了，汪答应离开重庆去主和。我因刚经汉口才回来，觉得很奇怪，就去看汪先生，汪果然把条约给我看。以后梅思平、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与我本人在汪公馆谈了好几次。“第一次陈公博在成都，没有参加。　　当时我心里想，那时广州、汉口相继沦陷，长沙发生大火，情势非常危险，有这样的条件似乎也可以和了，所以我也很赞成。　　我在开会时曾说：今井武夫、影佐祯昭他们两人不能代表日本，梅思平、高宗武也不能代表中国。假使日本人有和平诚意，我们要求日本把这条约在日本开内阁会议时通过。我又说日本内阁常常变动的，新的内阁可以推翻旧的内阁的政策，所以这个条约在内阁会议通过还嫌不够，我更主张还要在日本天皇御前会议通过。再，我主张由他们内阁总理发表宣言公诸世界。当时我想这三点一定不易做到。后来梅思平又到上海去了，大约在十一月中旬，梅思平又从上海回到重庆了，他说我提出上面的三点，日本人全答应了。不久看报：日本人开内阁会议讨论对华政策。不久又报载日本开御前会议。当时内阁总理近卫要发表宣言。这时汪先生不能不离开重庆，我们参加会议的人也不能不离开重庆了。　　问：梅思平、高宗武到上海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订立条约，是什么人叫他们到上海来的？　　答：是他们自己本人的意思，不是汪的意思。　　问：最先主张与日本人讲和，是什么人的意思？　　答：上海刚刚打仗，梅思平同陶希圣住在我家，就是南京西流湾八号，高宗武也常常来。那个时候，高宗武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陶希圣同汪先生很亲密，所以高、陶常常到汪先生那边去，回到我家来就谈起汪先生不主张一直打下去。我们当时也觉得中国准备尚未完成，现在能够了的还是了的好，这是和平最初的动机。南京失陷后，我就到了汉口，当时觉得对于日本方面的情报很不充分，所以主张高宗武到香港去收集情报，报告委员长，每月发给经费七千元。以后高宗武他自动的跑到东京去了一趟，委员长晓的了，大发脾气，把他的经费停止。梅思平那时也在汉口，他因私事由汉口回上海而到温州老家，这都是我所知道的。至于梅思平何以到香港，何以与高宗武到上海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订约，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一直到十月中旬，我由汉口回重庆，见了梅思平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