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一个留学生讲，在国外，如果家里的取暖炉坏了，换个新的需要四千元，但安装费差不多也要这个数！自己装行不行呢？也行，但你得考个“本子”，没有本子，你连炉子都买不到！——这一规定，保障了工人的饭碗。

其实这类措施，咱们老祖宗也施行过。《管子》里就记载说：齐桓公召见管仲，向他咨询：北郭的百姓生活贫困，有的靠编草鞋谋生，有的靠种菜贩菜度日，有什么法子能帮到他们呢？管子回答：这好办，您下个命令：家有百钟粮的富户，不准自家做鞋；家有千钟粮的富户，不准自家种菜；这样一来，北郭的穷苦百姓就不愁鞋子、蔬菜卖不出，自然也就脱贫了。

你瞧，管仲的做法是限制富人的生产能力。百钟之家、千钟之家本已十分富有，再容许他们自家生产鞋帽、菜蔬，就等于跟鞋匠、菜农争利。对富人加以限制，强制他们花钱购买某种特定的商品或服务，这就等于为穷人开了一条生路；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分工，刺激了生产技术及产品质量的提高。——外国人今天的作法，管子两千多年前就想到了。

管子管理经济的法子还多着呢。齐桓公嫌国库空虚，钱不够花，想向百姓征收房屋税。管仲说：不行，这是逼着百姓拆房啊。桓公又要征人口税。管仲说：不行，那等于让百姓压抑情欲、少生孩子啊。桓公又要征牲畜税、树木税。管仲仍说不行，认为那是引导百姓杀幼畜、伐小树。管仲的建议是：向鬼神征税。

管子说：尧时代有五位官吏死后无人祭祀，请设立“五厉之祭”：春天献上芷兰香草，秋天奉上收获的新谷，再拿生鱼干和小鱼当经常性的祭品。这样一来，河湖所征收的鱼税，会高出百倍，也便无需再向百姓征缴罚款、人头税了。这叫“神道设教”，既推进了礼仪教化，又满足了财政需求，何乐而不为！

在今天看来，管子的做法实在荒唐：世上哪有什么鬼神？你平白请出这几位鬼神来，还要大张旗鼓地祭祀，这不是愚弄百姓、浪费社会财富吗？然而从另外的角度看，管仲又是在“搭宗教文化之台，唱扩展经济之戏”。春秋奉献香草新谷，四时供奉大量的水产鱼类，都在客观上刺激了生产。而国家税金的猛增，正是建立在生产规模扩大、劳动者收入增加的基础上。鬼神迷信固然不值得提倡，但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却是实实在在的，于国于民都有益。

后世的官员，并非人人有着管子的智慧。清人钱泳的笔记《履园丛话》有“安顿穷人”一则，对先后治理苏州的两位官员提出批评。一位是陈宏谋，他掌印时“禁妇女入寺烧香”，结果春天旅游旺季，苏州游客寥寥，“舆夫（轿夫）、舟子（船夫）、肩挑之辈（挑夫）无以谋生”，搞得舆论哗然，最终不得不收回禁令。另一位胡文伯主政时，“禁开戏馆”，同样闹得怨声载道。

苏州自古是商贾云集之地，有戏馆酒馆数十百处，每日宴饮演剧，“活小民不下数万人”。钱泳评论说：“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于治？……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不如听之（听任发展）。”

中国古代没有成本大套的经济学著作，也没有连专家也掰扯不清的高深经济学理论；但智者往往能凭借敏锐的观察、朴素的推理，摸索出规律性的东西，用来指导经济，颇能奏效；对于今天的经济工作，也不乏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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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博客文章均为自撰，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插图来自网络，部分书影为摄影家周倞女士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