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救国

文章来自新浪我们爱历史博客。中国古代最早的棉花种植区应该是海南、云南、新疆等省。

比如《尚书》记载的海南岛,战国时期就有“穿棉衣”的场景。《后汉书》英里从珠海悬崖地区在海南,贡品棉布始于西汉武帝时。《后汉书》也记载了汉代云南有“吴彤华牧”,即棉花。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新疆出土了几十件东汉至唐朝的棉花文物。特别是新疆吐鲁番金墓出土的非洲棉籽,被公认为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发现。

然而,棉花作为一种“舶来品”,在中国古代曾经是一种罕见的奢侈品。比如唐代富人的园林里,棉花像牡丹一样被种植,被视为供人们欣赏的珍贵花草。棉花做的棉衣“白蝶子”也很贵。虽然在一些武侠小说中,宋代卖艺人杨铁心会“穿破棉袄”带女儿去打架,但宋代姑娘郭襄也会“裹着被子”思念心上人杨过。但在真正的宋朝历史上,连棉被也很少天天见到,而是经常埋在富人的坟茔里。

所以,至少在明朝以前的冬天,即使陆游这样的官宦家庭,在“八月秋风呼啸”、“焦耳邪卧裂脚”的严寒中,也是裹着“纸被”“纸衣”御寒,普通百姓只能用芦苇和柳絮填满的被子忍着苦涩的哈哈。“棉、棉、棉袄”这些“日用品”,真的和当时的老百姓不搭。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面临着明初国民经济的“地狱困境”:内忧外患一塌糊涂,全国各地“寸土寸金”、“少民”、“荒人”,很多地方人口“只有三分之一”。河南山东四川很多县因为人口少不得不合并。曾经在“烟花三月”很热闹的扬州,现在只剩下18户了。如何重现苦难山河?朱元璋的方法是——种棉花。

01

棉花给明清带来繁荣

事实上,在明朝建立之前,中国的棉花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很多技术突破,常年在于各种“农书”。在“植棉”这件事上,从小受够了冰封明帝的朱元璋也相当痴迷。当他得知晚年卫辉、广平、开封等地棉花大丰收时,他欣喜而又感慨地当场说:“时隔十年,我们人民的穷人已经不多了。”——大明人民的美好生活靠种棉花。

充满这种执念的朱元璋,从登基第一年起,就不遗余力地推动棉花种植:从洪武元年(1368年)开始,明朝颁布了严厉的条例,全国五亩地的农民,至少要种半亩棉花。十亩以上的土地要翻一番。棉花种植的成绩已经成为考核地方各级官员的硬性标准。此后大量农书印刷推广,急于手把手教。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增加了——项“优惠政策”以利棉花,棉花纳税。只要你少种棉花,你就会少缴税。

有这么强的手腕,效果也很明显。朱元璋统治时期,每年都有棉花丰收的好消息。原来棉花只集中在江南,突破地域界限,全国各地都有种植。这种“奢靡”不久前,此时产量剧增:仅洪武二十六年,明代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的官收就达365万斤。

这个巨大的产出也影响了明清军事史。随着棉花产量的迅速增加,由棉花制成的“棉甲”成为明清时期重要的盔甲。特别是清朝的康干时期,清军穿

对于明清时期的国民经济来说,明初的“全民动员植棉”事件影响深远。曾经“贵族专属”的棉花价格从此一落千丈,从明朝前的奢侈品,到明朝后的国人日常用品。尤其是每年的棉花收获也刺激了中国古代棉纺织业的升级。仅在永乐十九年(1419年),朱元璋死后二十一年,明朝每年收集的纺织品数量就超过了120万件。松江作为明代棉纺织业的中心,此时是“衣遮”的。

至于明朝,建国时民生萧条,朱元璋在位后期,实现了“富于空间”的繁荣。明朝洪武二十六年,粮食年收入是宋元时期最高水平的两倍多。蓬勃发展的棉花种植和棉布生产不仅成为明代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用明中叶名臣邱俊的话说,真的是“南北无地适,人无贫富”。从明朝开始每年冬天,中国人终于有了棉衣穿,被套。这是历史上的一大步。

蓬勃发展的棉布生产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古代的出口结构:一度被视为“珍贵进口品”的棉花,华丽转身,成为赶超瓷器和丝绸的“出口拳头产品”。凭借强大的棉纺技术,中国棉布迅速开拓国际市场。明朝末年,中国每年向菲律宾出口7000多公斤棉线和数万块棉布。清朝“杰沙战争”后,中国棉布大量涌入俄罗斯。在“康干鼎盛”时代,俄罗斯每年都会购买中国的棉布

的花费,常在百万卢布以上,占中俄贸易额的百分之六十。

那在明清年间成为法定货币,且汹涌进入中国的白银,相当多一部分都是棉花产业“挣”来。甚至明清六百年里,多少属于中国历史的辉煌记忆,亦是低调的棉花产业在沉默撑起。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清代“康乾盛世”年间,在法国财政大臣杜尔果以及内务大臣杜尔坦的授意下,许多造访中国的传教士偷偷记录下中国棉花的种植过程,甚至擅自把棉花种籽带走。这些珍贵的农业资料,也迅速助推了近代欧洲种植业的发展。以这个意义上说,明清中国的棉花产业,不止救国强国,更是对世界的贡献。

02

棉花产业与新中国

随着1840年一声炮响,近代中国陷入到落后挨打的泥淖,曾无比强大的古代中国棉纺业,也一度成了昨日黄花。苦难的近代史上,“美国棉”“英国纱”“东洋布”充斥在中国市场上,中国本土的棉花产业急剧萎缩。“万种风情”的民国时代里,中国本土棉花年产量的“巅峰水平”,也不过是1936年的84.9万吨。而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1949年,中国棉花年产量更缩水到44万吨。棉花生产,成立新中国早期的产业缺口。

如此状况,正如1950年4月,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振聋发聩的警句:“有三种东西即粮食、棉花、煤油,这是几十年来入口货的大宗,中国的外汇主要买这些东西。只有这三种东西靠自己,经济建设问题才能彻底解决。”棉花问题,关乎千家万户国人的生活,更关乎新中国的建设进程。

从那时起,中国的棉花产业,重新开始急起直追。1952年时,中国的棉田面积就比1949年增加一倍,棉花产量达到120万吨。2007年时,中国棉花年产量更达到历史最高的760万吨。之后至今的十几年里,中国棉花产业结构几经调整,但产量依然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公认世界最大的棉花生产国与消费国。

而棉花产业的演进,也与每一代中国人的“穿衣问题”息息相关。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全棉制品”到一度火遍全国的“的确良”,再到今天生活中各类丰富多彩的衣料。“穿衣品质”的演进背后,就是棉花产业的支撑。同样支撑起的,更有高速发展的中国纺织业。当今中国的纺织品出口,长期占有国际市场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份额,当之无愧的中国支柱产业。

而在中国棉花产业的发展进程里,正占据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正是新疆的棉花种植业。

作为中国唯一的长绒棉生产区,新疆地区日照时间长,土地偏碱性,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最近的二十五年里,新疆棉花不但以高品质著称,产量更长期保持全国第一。到2019年,新疆的棉田面积占全国棉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六,棉花产量已经占到了全国棉花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四点九。新疆的商品棉花种子也建立推广网络,遍布全国各省。这,更是关乎中国种植业安全的大事。

如果说纺织产业是新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那么新疆的棉花生产,更是这其中的基石。

而在新疆种棉业的高速发展进程里,更有肉眼可见的科技力量助推:仅仅在“采棉”这个环节上,一台“六行打包采棉机”的工作效率,相当于之前两千名拾花工人。“机械化采摘”也在全新疆普及,到2018年时,全新疆的“机采率”(机械化采棉的普及程度)就已达到百分之四十二,到2019年,新疆的采棉机数量就已突破五千台,昌吉、塔城等产棉区,“机采率”甚至接近了百分之百。

另外还有“植保无人机”的数量,在2019年时全新疆已突破五千架,累计作业四千万亩次。等于从植保到采摘,棉花种植的每个环节,新疆都在朝着“机械化”的方向前进。目前新疆种棉业的平均农业化水平,已经突破百分之八十。

与这高度机械化对应的,更有新疆整体农业的高度机械化,仅仅是30万马力以上的拖拉机,2019年新疆就已突破29万台,新疆农业的整体机械化水平高达百分之八十四,小麦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更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那在互联网刷屏的,新疆棉田无比震撼的“机械化采棉”场面,正是这些年新疆农业生产的生动写照。

这样的进步带来的,更有新疆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生活改变。以新疆种棉大县巴楚县为例,在《农经》特约记者汪烨的采访里,经过机械化的推广与科技助力,2019年当地棉花生产突破282万担,各类蔬菜种植突破五万亩,农家肥也在大规模推广,各族种植户的收入实实在在的增加。以汪烨的原话说:“巴楚众多农民的梦想,正在田野里铺展。”

这雪白的棉花见证的,这在田野里铺展的,又何止是巴楚众多农民的梦想?更是新疆各族人民建设“大美新疆”的辛劳汗水。在这铁一般的事实面前,那些关于新疆棉花的“抵制”“诋毁”,又是何其荒唐,何等可耻!

棉花的救国史,棉花的强国路,棉花的惠民史,代表的正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团结智慧,不惧任何挑战的勇敢担当。回顾棉花的历史,直面某些“国际品牌”“西方精英”关于中国棉花的“碰瓷闹剧”,有句铁一般真理,才该回复他们:“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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