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宗的儿子(宋仁宗没有孩子)，宗申必须为他的父亲正名。他要向宋朝的祖先、所有的宗族和后代证明，他和他的父亲都是大宋朝当之无愧的儿子；他要改变宋朝建国以来对外关系的被动局面，拓展疆域，建立超越先人的丰功伟绩；他也想要一个和平的礼乐体系。

年轻皇帝的欲望无法像咳嗽和爱情一样被掩盖。当他第一次见到老兵富弼时，他说，“问一下北方，这些东西很清楚。”。富弼立即警告宗申不要惹麻烦：“如果你20年没有当兵，你就不应该奖励你的优点。如果你们并肩作战，你们的命运就不会好。”

皇帝的欲望要转化为国家的意志，进而转化为推动国家机器齿轮高速运转的政策。最大的障碍不是一两个老干部的反对，而是现实的财政困难。

财务困难是家常便饭，造成财务困难的因素可以分为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两种。

有三个主要的长期因素：

首先是养兵政策造成的巨额常规军费。宋朝的士兵都是职业军人，都是国家财政供养，数量庞大；

其次是官僚的工资支出。宋朝的高官待遇优厚。前所未有，中下层官员虽然收入不高，但也能养活一大家子。官僚和军人一样，人数多，开销大；

三是辽、西夏的“治安维护费”，辽称“年弼”，夏称“年赐”。它们有不同的名称，代表着不同层次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本质上都是宋朝政府为了维护和平而向其他政权支付的保护费。

短期因素包括真宗的崇圣运动、仁宗抗击西夏的军费开支和皇帝的葬礼。到宗申掌权的时候，宋朝已经经历了四年的大丧，这使得仁宗和颍宗两位皇帝的日子更加难过。

财务困境是真实存在的，如何缓解？当时的主流思想很简单，就是“节流”。比如关于英宗的葬礼，财务部门的建议是：“至于不着急的人，不要把小便宜当成无用，不要把小费当成无害。”总之，尽量省！

宗申理解并接受财政困难和“节流”政策。他下令减少英宗皇陵的预算规模和对其遗产的奖励金额，甚至解释了父亲过去的浪费，说：“先帝仁宗的葬礼远离嫌疑，不敢砍，现在没有嫌疑了。”——始皇帝是仁宗的干儿子，为了避嫌不敢降低丧葬规模。我既然是先帝之子，就没有那些顾虑了。——该砍了，该省的省了！

丧葬费可以省。理想呢？我们必须找到善于理财的人。是谁呀？张是第一个被封神的人。

经过实践检验的金融专家张，拥有一流的执行力。他曾两次担任三名秘书(财政部长)。

第一次，张是的三秘，疏通汴河，整顿漕运。离任时，他积攒了足够三年的粮食，足够六年的马料。

第二次到的时候，由于前任工作不力，北京的粮食只够一年半，马只够一年。张上任后，不到一年，京城就有了五年的粮食储备。

张不仅有行政权力，而且对国家的财政规划有全面的考虑。任宗超的历史是《漕运十四策》，他主要阐述了改善水运的十四项政策。富弼总理为仁宗读了“十四策”十刻钟，即一百五十分钟。旁边的警卫站很不稳定，但富弼却全神贯注于阅读，以至于仁宗迷上了安

富弼说，这不是普通的表现，这关系到国家财政的基础。“十四大政策”都是后来实施的，北京的粮食供应得到了根本改善。张的业绩甚至成为仁宗中后期国家财政的指导性文件。“每一次法院的得失，都必须以公演为讨论稿”。

上图反映了《清明上河图》的一小部分。我们可以看到1000尺店门口有一辆独轮车，上面有一串钱串，边上两个人在放当天店的流水，也就是营业处赚的钱。他们用这辆独轮“运钞车”将收益运送到银行储存。可见交店生意不错，也能体现北宋时期的社会安定和平。《清明上河图》反映的繁华街景，只有法院通过有效的理财措施压榨老百姓，而不是一味的加税加费，才会出现。

张的财务管理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保守改革。张能够在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的情况下，提高旧机构的效率，使其高效运行，是因为他了解宋代金融机构的运行状况，并有很好的改善良方。

第二，他是儒家。和当时的主流一样，张也主张“节流”，反对通过增加税费来压榨人民。

上帝给了张参政的称号——。后来王安石用这个称号主持政务，推行新法。

张是王安石的前任政治家，他对王安石的印象非常不好。如果张能够主持神宗的政务工作，那么王安石的变法可能就没有了。偶然的因素改变了的发展方向张刚上任就学习政治，还没来得及施展才华，父亲就去世了。按照儒家礼制，张暂时退出政坛是因为王安石已经在那里了。

王安石的理财思想与张完全不同，他走的是法家路线。王安石宣称“善于理财的人，不是人民赋予的，而是国家饶过的”。正如司马光所说：

，这是汉代法家桑弘羊的做法。“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所谓“民不加赋”，只是不向四民之一的“农”加赋。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要求商人、手工业者申报财产以便征税，一辆小车、一条小船都要交税；财产申报不实者，发配边疆，没收财产；还鼓励揭发告密。桑弘羊又实行均输平准之法，贱买贵卖，以政府代行大商人角色。从“国用饶”的角度来看，桑弘羊的确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皇帝、政府和包括士、农、工、商在内的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追求整体的和谐共荣与帝国的长治久安，那么，桑弘羊就是失败的。他的经济政策损害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扰乱了经济秩序，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最终引发民间的反抗。

现代人对王安石理财政策的常见误解，是认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就是发展生产。伴随这一误解的，还有对司马光的鄙视，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这句话通常被理解为司马光不承认社会财富的可增长性。

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鄙视司马光，是很可以理解的。我们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社会财富的飞速增长。四十余年间，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城市、国家，财富的增长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闻的。“天地”还是这个“天地”，其间的“货财百物”，却早已不知翻了几番。所以，我们很容易会觉得司马光真是太保守了。

现代人以今度古，鄙视司马光，可以理解，但并不公平，也不科学，因为“北宋之中国”绝非“改革开放以来之中国”。用过去四十年的发展逻辑来衡量、判断数千年前的历史是非，实在是很欠考虑的。过去四十年来，财富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制度革新、科学发展、技术进步、资金投入，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早已走在前面的西方文明的引领与示范。而这些因素，在司马光与王安石讨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的时候，都没有发生。

没有上述革命性的因素，又怎么可能出现社会财富的革命性增长？而如果财富总量不增长，那么，理财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分配问题，不在公家就在民间，是“富国”与“富民”孰先孰后、如何协调的问题。司马光所言，诚为不谬。

事实上，王安石也有过类似的说法。王安石曾经写文章反对奢侈，提倡节俭之风。其中警句有：“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大自然对财富的生产受制于日夜季节，人力所能做得也同样有限，可是耗费却可以无日无夜，无穷无尽。以受到时间限制的财富和有限的人力，来供应无穷的消费，倘若不加节制，则积累如细流涓涓，泄散如大水浩浩，又如何能让老百姓免于贫穷困顿呢？

王安石此说，与司马光“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何其相似乃尔！然而当“必欲大有为”的皇帝表现出对财政困乏的焦虑时，王安石却说：“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王安石的法家色彩是毫无疑问的。法家和儒家的区别在哪里？

法家是皇帝朝廷至上的，它把朝廷国家的目标放在第一位，视人民福祉为必要之牺牲而无丝毫之同情。儒家则试图在朝廷利益与百姓福祉之间寻求平衡，反对扩张性战争，反对横征暴敛。

法家是霸道的，为达光明正大之目的，不惜动用无耻下作的手段；儒家追求王道，认为只有通过正义的手段才能达到正义的目的。

法家讲究法制，不承认老百姓的能动性，主张以严刑峻法压迫老百姓服从。儒家讲究礼制，主张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成为贤人，从而实现社会的改造。

法家便捷实用，在短时间内就能产生高效率。儒家迂远，从人心到社会，那是一条漫长的路。神宗如何等得？

王安石与神宗的遇合，被当时政坛与后世史家惊为天意。苏轼责备宰相曾公亮不能阻止青苗法，曾公亮说：“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神宗与王安石“如一人”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有着相同的法家底色。神宗还是颍王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拿出来一本自己新抄录的《韩非子》，让王府僚属去校对。他的老师孙永知道了，很不以为然地说，《韩非子》“险薄刻核”，违背儒家经典中的帝王之旨，愿王不要在这上头花心思。

听了孙永的话，年轻的颍王辩解说，我抄这个，只是为了充实王府的藏书啊，我不喜欢它。这个解释实在是欲盖弥彰，以颍王的地位和北宋开封便利的购书条件，充实藏书，何必要手自抄录？

自从即位以来，人人都喊“节流”，神宗的伟大理想藏在心里，不得伸张。唯有王安石告诉他，财政困难“非方今之急务也”，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开疆拓土的理想可以实现，而又不会干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两全其美，得其所哉！

神宗与王安石一见倾心。从此之后，王安石负责理财，神宗主持开边，宋朝的政治主题正式发生转移。

本文节选自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化学者)新书《法度与人心》（中信出版社），读史系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