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认为蒋介石可惜得很，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
蒋介石不更上一层楼耿耿于怀

1905年7月，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再度来到日本东京，中国上万留日学生中名气最大的当数杨度，身为中国留学生总会的干事长，风头之健一时无俩。孙中山有意拉杨度共度大事，无奈道不同不相与谋，谈了三天三夜，也没能说服他。他说自己虽也佩服中山先生高论，但对君主立宪的信仰已根深蒂固，难以骤然改变。不久，孙中山、黄兴等组织同盟会，希望他能参加，他虽谢绝了，但承诺：“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这是孙、杨一段历史的因缘。

10年后，杨度因为组织“筹安会”支持袁世凯称帝而臭名昭著，成了人人得而诛杀的“帝制余孽”。1916年5月1日，袁氏帝制已然失败，他仍强硬地对《京津太晤士报》记者说：“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不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违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梁任公（启超）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说这番话时，他“态度安闲，辞意坚决”。

据说，袁世凯弃世前夕，还在病榻之上不无悔恨地感叹：“杨度误我。”而杨度则在袁死之后送去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杨度不过一书生，他的信仰只不过与袁想做皇帝的心思恰好一致而已。岁月沧桑，世变无常，旗帜变幻，然而，杨度在骨子里还是一个君主立宪论者，这一点可以说他有始有终。在近代中国史上，他实在是最不善变的人物之一。第一个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虽与杨度政见不同，却算得上是真正的知己。他俩同是湖南人，在日本留学时“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他临终前留下了并不广为人知的一份遗嘱，自述平生之志，并为杨度开释，当时杨度正作为“筹安六君子”之首被通缉：

“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体孰善，尚乏绝端之证断。后因袁氏强奸民意，帝制自为，逞个人篡窃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饰天下人耳目，爰申正义，以争国民人格。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1931年，也就是杨度去世前不久，有一次和章太炎等人在湖南军阀赵炎午上海的家里吃饭，在坐的还有历史学家、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他的儿子杨公恕，酒酣耳热之际，他又谈起了他的君主立宪论，并且高声说：“可惜得很，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或许他没有想到在坐的左舜生手里有一支史家的笔，把这一番话记了下来。

1945年，左舜生以参政员身份有过一次延安之行，和他同行的有章伯钧、黄炎培、傅斯年等参政员。他清楚地记得那年7月4日的午后两点以前，在“延园”的一棵枣树下，毛泽东对他和章伯钧说：“蒋介石，他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把他看看！”当时站在旁边听到这番话的还有朱德和周恩来两人。

多年之后，左舜生在写《谭嗣同评传》时，想起了同是湖南人的杨度和毛泽东，并把他亲历、亲闻的这两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记在其中，作为湖南人个性的佐证。杨度一生信奉君主立宪，所以他对蒋介石不更上一层楼耿耿于怀。而在当时还在野的毛泽东看来，蒋介石无非是没有戴上皇冠的皇帝，只是少了一个头衔而已。

揭秘：让蒋介石常常失眠的民国大贪官就是他！

蒋介石身为国民党的元首，虽说万贯家财、权柄在握，可是他面对一个人却吃不好，睡不下，常常失眠。哪个人会令蒋介石如此这般呢?他就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孔氏家族中的孔祥熙。孔祥熙无疑是中国最后一位有影响的晋商。他历任工商部长、实业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等职，把民国经济系统的部长级职务坐了个遍儿，达到了晋商红顶商人中的顶峰。不过与那些靠辛勤经商的前辈相比，孔祥熙的巨额财富来得并不那么光明正大，其中大部分是贪污民国政府的财产聚敛起来的。尤其是当他担任财政部长之后，独揽中国财政金融大权达11年之久，期间连蒋介石本人都无从得知财政状况，真可谓权倾一时。

民国四大家族中的所谓孔氏家族，其实就由孔祥熙和宋霭龄二人合伙经营。这两口子的一大共同点就是对金钱有特别的嗜好，通常情况下，宋霭龄在幕后操纵，孔祥熙在前台表演。二人妇唱夫随，想尽办法耗取民国的羊毛。捞钱是门艺术，这方面孔祥熙颇有心得，他的名言是：“趁手中有权的时候赶快弄。”在他当上中央银行总裁和财政部长后，机会终于来了。他和妻子最精彩的表演莫过于实行国家专卖政策，垄断烟草、食盐、火柴、食糖四种日常必需品的经营权，等于从民族资本家手中强行夺过经营权，达到由孔氏家族一手垄断的局面。垄断意味着源源不断的金钱，孔氏家族的财力由此急剧膨胀。

宋子文

1942年发生的鲸吞美金公债案无疑是孔祥熙夫妇贪污弄权的顶峰，在这件事情中，蒋介石也不幸被卷入其中，甚至到了多日失眠的地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日趋重要，罗斯福总统连任美国总统，他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考虑，为了加强中国抗战的实力，牵制更多的日军精锐，减少太平洋美军的压力，决定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借款。这是一笔巨额借款，不但超过了任何一次的对华借款规模，甚至也超过了历次对华借款的总和。对于困坐愁城的蒋介石来说，这不啻喜从天降，他心里乐开了花，当即要孔祥熙计划如何运用这笔贷款。而宋霭龄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她在盘算如何把这块大蛋糕尽量多的切到自己的盘子里。孔祥熙找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四联总处的负责人，共同拟订运用方案，决定以3亿美金向美国购买黄金存在美国，1亿美金作为发行美金储蓄券的准备，1亿美金作为美金公债的准备。储蓄券和公债券都按照商汇牌价用法币购买(即法币20元折合美金1元)。

孔祥熙

1942年第一季度，美金债券正式发行。当时的国人对美金公债认识不足，缺乏信心，且一般平民百姓囊空如洗，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捧场，买者寥寥。重庆政府不得不用配额推销的办法，强制向各省摊派，如此一级压一级，仍是落到平民百姓手里，买得美金债券的人出于无奈，多愿折本脱手，捞回一文算一文，因此美元黑市价格曾由官价20元降到17元至18元左右。后来，美券一元的最高市格已经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局的同人却可仍以20元的低价购得;尚未售出的美券5000余万元，其市价将达125亿国币。这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就成为孔祥熙等少数人的囊中财富。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孔祥熙、吕咸等人如此明目张胆地舞弊、贪污，自然不能做得天衣无缝、船过无痕。1945年春，国库局的几个知情的年轻人开始向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检举。3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研究中央银行舞弊案。”这一天的日记说明，几个年轻人的检举已经为蒋介石知悉，他开始注意美金公债的舞弊案了。孔祥熙仗着自己和蒋介石的私人关系，百般抵赖，死不认账。蒋介石听后，觉得到了此时，孔还不肯承认自己舞弊，深为痛愤。日记云：“更觉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在国民党内诸如傅斯年等人的强大压力和大量的证据面前，7月24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准予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至此，孔祥熙再也没能崛起。

救过蒋介石命的大将，战友：为何不弄死他

25年，国民党第二次东征，当时蒋介石任总指挥，打到惠州城就打不过去了。陈赓当时是第四团的连长，攻城战中，子弹穿中脚踝，可他没当回事，继续冲杀，直到歼灭敌军防守精锐。经过这场战斗，蒋介石非常欣赏陈赓，就把他调到了跟前。

国军继续进攻，直到最薄弱的第三师在华阳镇与敌军遭遇。第三师是一支才收编的旧军队，战斗力薄弱，连战连败，蒋介石闻讯急忙赶到华阳督战。结果也没用，该败还是败，最后眼瞅着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蒋介石开始慌了，此时士兵都在逃，环顾周围只剩陈赓，就喊陈赓：现在你就是第三师师长，赶紧指挥突围。陈赓听了以后，赶紧冲出去，挥舞着驳壳枪，冲着一伙溃退下来的士兵喊道：蒋总指挥命令我指挥你们。

逃兵们没有搭茬的，仍慌忙逃窜，还有人撞到了他。陈赓觉得情况不对，立马跑回去，对蒋介石说:校长，情况不大好，咱是不是先撤？他根本不由蒋介石思考，上前一把搀住蒋介石，拽着就跑。跑到山下，蒋介石一屁股赖到地上，说：我要死在冲锋的路上，放开我，不成功，那就死。说着拿出短刀，陈赓一把夺过短剑，说：你是军队的核心，不可因一时意气乱了大局，还得从长计议，死很简单，能忍耐痛苦而活着，才是真英雄。蒋介石听了以后，顿觉心中汹涌澎湃，掏心窝子对陈赓说：哪个不想做真英雄，我真跑不动了。

陈赓一听，说：我背你。说吧背起蒋介石撒腿就跑，一连跑了三四里地，来到了一条河边，二人碰到自己人，渡过江之后，蒋介石顿觉人生美好，抱着陈赓狠狠亲了几口。此后蒋介石就非常器重陈赓，给了他很多机会，陈赓也是非常有才，对于蒋介石交代的任务，都能出色的完成。可是到了后来，蒋介石准备肃清异己之后，把成更列在了不可重用的名单之上，没过多久陈赓发现了之后，就主动递交了辞呈。蒋介石为报当年他的救命之恩，允许他活着离开黄埔，于此才有了后来的陈赓大将。

在延安的时候，陈赓与众人聊天，谈及当年东征的事，其中有一个战友当即就问他：你把他弄死，今天不就省事儿了？众人轰然一笑，陈赓不作言谈。

陈赓与林彪南线追击战中3次分歧到底谁对

1949年10月10日，在湖南进行的衡宝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着，鉴于四野中路大军已抓住桂系主力的4个师，白崇禧又打算率部北返援救，林彪认为这是聚歼白崇禧部于湘桂边境的好时机。

考虑到广东国军总共只有15万残兵败将，一个四野邓华15兵团已经足够对付，于是林彪想改变广东战役计划，调陈赓兵团进入广西，参加堵截和围歼白崇禧集团的作战。

陈赓与林彪在南线追击战中3次分歧到底谁正确？

衡宝战役

可是陈赓却死活不愿意去，理由是路远赶不上。

其实这个理由根本不成立，因为林彪并不是要四兵团真的参加衡宝战役，林彪只是要他去参加堵截桂系南逃的退路，怎么会来不及呢？能堵住多少是多少，总比你四兵团在广东闲着强的多吧？陈赓实际是怕自己在南面单独面对桂系部队，同时也怕林彪顺势把四兵团归还给二野。

大概是淮海战役期间，刘邓没给他好脸色，陈赓在二野司令部坐冷板凳坐怕了，他觉得还是不如跟在四野15兵团后面打广东的余汉谋集团来的舒服。对于这个分歧，毛泽东最后支持了陈赓。

据说毛泽东主要是怕桂系残兵逃入云南，那是二野的作战范围。毛泽东担心，以二野部队的战斗力，怕他们对付不了，这是毛泽东对二野部队的战斗力没有信心的结果，并不是陈赓这个意见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实际上陈赓四兵团留在广东完全是多余的，如果当初按照林彪的意见，把四兵团尽早调去广西和云南，国军后来就不会有那么多部队跑到越南和缅甸了。

最后的结果不出林彪的意料之外，桂系除了在衡宝战役被歼灭4个主力师外，其余桂系部队全部都逃回了广西。陈赓、毛泽东有何正确的地方？因此，关于林彪与陈赓的第一次分歧，真正正确的是林彪，错误的是陈赓和毛大帅。

关于林彪与陈赓的第二次分歧，纯粹是陈赓捏造出来的。

广东战役期间，在四野15兵团占领广州以后，陈赓要求四兵团不停留的继续追击余汉某的残兵败将，林彪考虑敌人已经先于我军数日出发，先头部队已经跑出几百里，四兵团如果追不上就暂时先不要追，等其它部队堵截到位后再追击，以免把敌人越追越远。

陈赓与林彪在南线追击战中3次分歧到底谁正确？

陈赓

二野部队吃肉的劲头还是很大的，14军大胆追击，堵住了部分敌人的退路。于是陈赓把敌人如何溃不成军，起义投诚不计其数，汇报给了四野、二野和军委，要求继续追击，获得军委毛泽东和四野林彪的支持。林彪18日指示四兵团：“如能追上敌人，则继续猛追歼敌。如确实已无追上可能时，则可勿追击，以免而后粤敌主力退南宁和云南，另一部会退海南岛)” 。

按照林彪的指示，四兵团所属部队日行160里，终于将大部敌人追上消灭，虽然还是有一部分敌人逃入海南岛，依然受到了林彪的高度赞扬。从整个过程可以看出，林彪并没有不同意陈赓追击敌人，只要陈赓自己判断可以追上，林彪就支持他继续追。只是在他判断追不上敌人的情况下，林彪才要求他不要急于追击，这有什么错呢？难道陈赓明明知道追不上敌人还应该追？把敌人越追越远是正确的吗？

衡宝战役和广东战役后，林彪指挥三路大军杀向白崇禧的老巢，四野13兵团位于西线，12兵团位于中线，二野4兵团和43军位于南线。但白崇禧并不是一味的逃跑，他总是在寻机反击。

1949年11月21日，白崇禧命令桂系主力3兵团和11兵团反击我军南翼的陈赓兵团。根据情报和敌人动态，林彪11月22日命令陈赓先集中兵力14、15、43军打敌人鲁道源的11兵团，以13军钳制桂系主力张淦3兵团(其中一个师守廉江，2个师监视)，然后再打敌3兵团。

陈赓有顾虑，说13军那个师战斗力比较弱，怕守不住廉江，不如先打敌3兵团，以免让3兵团跑了。林彪没有接受陈赓意见，因为就算13军一个师守不住廉江，13军还有另外2个师呢，他们在旁边是吃素的？13军一个军的人数比敌3兵团都多，怎么会堵不住？毛泽东对陈赓的意见也未置可否。25日清晨，白崇禧改变反击计划，不打了，要跑。

25日下午，林彪根据敌人的新动态和位置，立即改变原来部署，命令4兵团就近先歼灭敌3兵团“钢7军”的2个师，具体要求是13军和14军一部从正面阻击，15军和14军一部由左侧攻击。但由于电讯问题(林与陈有9个小时不能电报来往)，到晚22时半才发出该电报，陈赓在26日凌晨收到林彪的这个电报后非常高兴，立即遵照林彪的新命令执行。

但在当日的23时，陈赓因为还没收到林彪22时半的电报，又给林彪发了一封电报再次申述意见。这就是陈赓所说的与林彪的第三次分歧。

这就像下棋一样，对方走了一步，你才能走下一步。如果你先走了这一步，对手就会改变原先的走法，那么很可能你先走的这一步就走错了。 每一步的顺序是不能错的。对手还没动子，你就先走暴露自己的意图，你不是傻子嘛？在这次的所谓分歧中，林彪根本没有错误。白崇禧要攻，林彪有对付攻的办法，白崇禧要退，林彪又有对付他退的办法，应对自如，滴水不漏，十分沉着老练。陈赓却火急火燎、慌里慌张，像个第一次上阵的小学生，事后还唧唧歪歪、喋喋不休，好像他多有道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