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了解唐绍仪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乃密切监控他的动向，并极力拉拢之，使其不致遭受日本人利用。

摘自杨凡逸《折冲内外：唐绍仪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外交》，东方出版社

救国?叛国?晚年唐绍仪险些走上“汉奸”之路，是外交家的妥协思维作怪?是不甘屈居人下的利欲之心驱使?还是怀抱救国之心的自我牺牲?我们从他身上仿佛看到了汪精卫的影子。

与虎谋皮:晚年唐绍仪的“汉奸”之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特务机关亟思邀请过去叱咤中国政坛的政治人物再次出山，参与筹组傀儡政权。日本试图在北方拉拢吴佩孚，在南方则邀请不愿随国民政府西迁元老级政治家唐绍仪出面，以形成“北吴南唐”的局面。唐绍仪把自己的可能复出说成是为和平效力奔走，而不愿被认作汉奸。不过，他与日本特务之间的频繁互动确实引起了蒋介石等中国军政要人的疑虑，为日后唐氏命丧斧钺埋下了杀机。虽然唐绍仪最终未曾出面筹建傀儡政权，不失晚节，他死后国民政府还下令褒扬其功绩，但他晚年的政治选择与作为还是不免启人疑窦，最终酿成一出悲剧。

依违于日、蒋之间

唐绍仪于20 世纪30 年代初的反蒋政治抗争中失势，又遭到广东实力派要人陈济棠的排挤，致使他退隐上海。不过，唐绍仪仍然密切关注中外大势，我们可由他与美国大使约翰逊(Nelson T. Johnson)于1937 年5 月20 日的会谈中得知唐氏的主张：第一，日军借由军事行动而攻占华北，以纾解日本国内的各项问题;中国是否奋起抵抗将大大地取决于蒋介石是否已做好抗战的准备。第二，宋庆龄机智而爱国，宋霭龄、宋美龄姊妹的行动则令人作呕;唐氏并未进一步说明原委，但约翰逊认为宋氏姊妹恣意干预政府决策，乃使唐氏对她们深恶痛绝。第三，建议外交部长王宠惠与蒋介石须交好美、英、苏等国，中国急需国际友人，故切勿急于收回治外法权。第四，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处理对苏外交失当，在西安事变后即贸然前往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不仅遭到苏联外长李维诺夫(Maxim M. Litvinov)的驳斥，并拒绝再度接见蒋廷黻。第五，蒋介石的健康状况令人关切，如果蒋氏重病无法视事，甚至死亡，将使中国陷入窘境。最后，国民政府不宜将叛服无常的张学良东北军部署于陇海铁路沿线的战略要地。

日军在军事行动上节节获胜，占有中国广大的富庶地区，并在经济上扼杀中国，但仍须运作公共舆论，以激起中国人民对蒋介石的不满声浪，并找寻中国的军政要员合作筹组新政权，以颠覆国民政府。他们积极找寻的所谓“第一流”人物，理想人选主要是中国革命初期的政治家、政界元老，以及在20 世纪20 年代遭受蒋介石排挤的政治人士。他们心目中的首要人选就是国民党元老唐绍仪。唐氏是能为多数反蒋人士所接受的政治人物，其政治声望颇能引起日本特务的注意，故被视为“以华制华”的最佳工具。此外，唐绍仪具有向来受日人仰慕的保守、传统、复古倾向等崇高特质，且不曾沾染国民党高官之盛气凌人的高傲姿态，日人乃积极争取他出马主持全国性的新政权，以取代蒋介石的地位，并拉拢华北的吴佩孚与唐氏合作，以唐绍仪主政，吴佩孚主军，以营造出“南唐北吴”的政治局面。1937 年8 月，曾协助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日本政要萱野长知应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邀请前往上海，试图拥立唐绍仪建立华中伪政权;由于唐氏态度消极而未成。1937 年12 月中旬，华中日军特务部长原田熊吉通过岑春煊之子岑德广和日特务山田等人游说唐绍仪，原田本人也数次与唐氏会谈。1937 年12 月，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曾询问唐绍仪是否有意愿出马筹组反蒋政权，唐氏则对松井的邀请表示出兴趣，甚至表示能动员多名政要加入。但唐氏向松井提出附带条件：中国的领土完整必须获得保全，且他必须拥有实权，不受日方的掣肘。由于当时在华北仍有王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松井因而无法明确予以保证。虽然唐绍仪在政权成立前即可能遭到不测，但日本华中方面军仍然决定由唐氏主持新政权的成立工作。1938年1 月11 日，御前会议决定拉拢唐绍仪和吴佩孚出马建立“新的中央政权”。

同时，日人四处散播新政府即将成立的消息，并致力于吹捧唐绍仪的丰功伟业。唐氏的故旧也已经紧锣密鼓地积极进行筹备工作，1938 年2 月上旬，他们正式决定提名唐绍仪出任“总统”，但唐氏仍不愿发表任何声明。日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主张由私人非正式地向国民政府表达希望由中国主动提出谈和的要求，较不易引发中国人的疑惧，乃邀请曾任职于外务省的商人船津辰一郎为“顾问”拉拢“第一流”的中国人出马筹组傀儡政权。日军占领上海后，船津认为唐绍仪既是国民党元老政治家，过去也曾怀抱着大亚洲主义思想，且仍留居于法租界，乃成为其所属意的一位人选。石射并不赞同船津的做法，认为唐氏是“过去政治的遗物”，并痛加驳斥日军政界所认为的唐绍仪在华南及国民党内仍享有某种程度的声望的说法;石射认为唐氏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已不具有发言权，且在担任广东省中山县长的任内施政失当，县民乃愤而将他驱逐出省，政治生命早已结束，故邀请他复出合作主持政务的构想是相当荒诞而行不通的。此外，天津烟商张英华极力拉拢唐绍仪出马，甚至一厢情愿地表示“少川意颇活动”。温宗尧认为唐绍仪将取代梁鸿志成为傀儡政权领袖。日本许多特务如谷正之、土肥原贤二，再加上温宗尧、李择一等受日人的指使，频繁往来于唐府。1938 年2 月19 日，温宗尧、梁鸿志与李择一等一致通过由唐绍仪出掌即将于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新政府”，并同意以五色旗为新国旗，唐氏出掌新政权之说乃甚嚣尘上。但据《美国军事情报报告》(U. 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的资料云：日本一直无法找到领导新政权的适合人选，才拉拢年事已高的唐绍仪出马。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了解唐绍仪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乃密切监控他的动向，并极力拉拢之，使其不致遭受日本人利用。抗战爆发前，蒋介石有意任命唐绍仪为驻美大使，以邀请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但唐绍仪曾向蒋介石索求交际费数百万美金未获同意，蒋氏乃请他直接与日本人谋和。1938 年初，蒋介石曾托人携带亲笔信给唐氏，要他尽速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并承诺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但为唐氏所拒。不过，据蒋氏的习性分析，为避免日后留下不利的证据，他是不会亲自写信要求唐氏与日本人谈和的。唐氏答应了蒋的要求，从事于与日方人士接洽谋和的工作，后因德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 Trautmann)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而作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唐绍仪由香港迁往上海，并以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为由，未随国民政府西迁，而是住在受日军包围的“孤岛”上海法租界。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国民政府通过唐氏的友人劝他尽快离开上海是非之地，并承诺将予以接济，以防止他出马主持“华中临时政府”;唐氏以安全及私人因素为由，予以婉拒。孔祥熙也“利用其(唐绍仪)亲友尽力劝慰，使其为中央用”。此外，国军自淞沪撤退时，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派加拿大人马坤(Morris Cohen)劝他移驾香港。马坤自恃为孙中山在世时的副官，与唐绍仪见面时态度傲慢，令唐氏大为不满。唐氏以居住在法租界安全无虞为由而不愿离开。上海沦陷后，唐氏仍继续留居上海，并未随国民政府西撤，而是与日本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并成为各方竞相拉拢的对象。英方对此也深表关注，认为一旦德高望重的唐氏由于与蒋介石的宿怨而造成他出马领导傀儡政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唐绍仪认为日方的态度是在与蒋介石妥协及扶植傀儡政权之间摇摆不定，乃对日方的提议充耳不闻。唐绍仪是位历经政治风云、饱经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且仍有救国的抱负，对于自己的荣辱得失，是有充分考虑的;但他身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不愿得罪任何一方，致使外界认为他的态度暧昧不明。唐绍仪极力避免和日本人直接接触，多通过他的旧僚与日人居间折冲，日方也邀请唐氏的故旧代为传达讯息，这也是我们了解唐氏态度暧昧的一项例证。1938 年2 月9 日，日本问题专家王芃生致电蒋介石报告南京新政府的统制区域及其内部组织现况时说：

唐绍仪之伪南京政府活动已具体化，唐已派任援道赴南京与松井接洽上台事宜，伪政府之统制区域已由敌规定为江浙皖赣鄂湘川七省，并谓将来可将伪北平政府取消归并于伪南京政府下，其内部组织约分行政、司法、立法三院，行政院下设六部，人选在接洽中，又陈中孚赴日系唐派之代表……

1938 年2 月21 日，温宗尧、陈群等邀请唐绍仪出马成立“中央政府”，为唐氏所拒。与此同时，日方也在争取吴佩孚出马的意愿，唐绍仪乃设下但书：“若将来中日两国政府意见较为接近时，由我(唐绍仪)与吴子玉(吴佩孚)出而为和平奔走，……如要我和子玉出作傀儡，则万难办到。”唐氏的态度即使出现变化，仍不愿独自扛下政治责任，意图与吴佩孚共同分担政治风险。3 月，国民党特务已经掌握到了如下的情报：伪华中新组织有本月中旬成立之讯，其名义为华中临时政府，以与华北伪临时政府相呼应，系采三权分立制，人选有总统唐绍仪、行政院长为梁鸿志、司法张耀曾或章士钊、立法院长温宗尧、交通由梁兼、外交陈箓、军政周凤岐、财政陈锦涛、内政陈中孚、教育陈群并兼上海或南京市长，成立后敌方拟更进一步而与华北伪组织合并。特务已经掌握到唐绍仪被提名出长“华中临时政府总统”的情报，乃通过各种途径警告他们切勿为日人所利用。5 月19 日，唐绍仪的私人代表江天铎与日方的船津辰一郎在上海举行了密谈，5 月20 日，江天铎将该谈话内容告知唐绍仪;唐氏坚持和谈的先决条件有三：(1)立即停战;(2)须先将中日所有的协议一笔勾销，以免节外生枝;(3)不反对国民党与中国人。值得注意的是，唐氏一直到船津于7 月上旬返日以前，从未与他见过面，仅通过江天铎居间传达消息而已。与日首相近卫文麿有同窗之谊的唐绍仪女婿岑德广也穿梭于华北与日本两地，为双方进行沟通协调。1938 年夏，唐氏向荷兰使馆中文秘书博斯(Bos)透露曾要求日方具体说明日后将如何控制占领区及节制其商民在区内的工商活动，认为日方将着重在发展占领区内的农业，以提升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进而提升其购买力，中国的物资不仅能充分供应在华日商，也能将剩余的物资输往日本。他分析日方急于找寻一位颇具声望的政治家出来领导政府，唐氏乃同意牺牲小我，成全占领区内的数百万名中国人民的身家性命;最后则指责国民党及蓝衣社须为在上海刺杀其两名友人的罪行负完全的责任。博斯乃分析一旦日方展现诚意，唐氏将担任华中政权名义上的领袖。我们可由以上史料发现唐绍仪一直依违在日、蒋之间，他避免直接与日方接触，以免被人扣上“汉奸”的帽子，进一步遭遇不测，此外，为了了解日方的态度，他通过了昔日的僚属试探日方的态度，以为自己的出路预作打算。

1938 年5 月，法学家罗家衡前往武汉，会见汪精卫和孔祥熙等人。汪氏主张由唐氏出面与日方谈判：孔祥熙也倾向请唐氏与日方试谈条件。罗家衡返回上海，也表达“中央笃念老成之殷暨粤人关怀乡前辈之诚”，使唐氏感到万分欣慰。6 月27 日，唐绍仪致函孔祥熙，表示愿意在国难当头襄助国事。7 月5 日，孔氏在复唐氏的密函中希望借他的“有利地位”，以试探日方的和平意向。因此，唐绍仪是受汪精卫和孔祥熙的委托，在上海与日方谈判的。

对蒋介石个人而言，一向态度暧昧的唐绍仪出主南北统一的政权，将会拉走一些党国显要，不仅使蒋氏颜面大失，还将进一步威胁到他的地位，再加上蒋与唐曾有宿怨，因此决定下令军统杀鸡儆猴，借以威慑异己。

不愿背上“汉奸”之名

1938 年3 月28 日，“华中临时政府”正式宣布成立，但它的政权基础仍不稳固，主要有以下几项因素：首先，唐绍仪拒不正式参与的暧昧态度使该政府的分量大为降低。1938 年2 月初，先前大力主张由唐绍仪出马主持“华中临时政府”的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认为唐氏的态度相当消极。3 月3 日，唐绍仪向英驻上海总领事菲利普斯(Sir Herbert Phillips)澄清他将出马主持“华中临时政府”的消息是“不正确的”(inaccurate)，菲利浦斯认为其中的内情极不单纯，因为一向反蒋的唐氏并未以“极其不真实”(quite untrue)的用语来反驳各种传闻;即使如此，我们也能得知唐氏对复出主持新政权所持的保留态度。3 月12 日，英新任驻华大使卡尔(Sir Archibald C. Kerr)认为唐绍仪加入新政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most unlikely)，尤其是准军务部长周凤岐及华北政权要人王克敏先后遭到枪击，更大为降低了唐氏主持新政权的意愿。美驻上海总领事高斯(Clarence E. Gauss)则于3 月16 日致电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指出：唐绍仪是否将会出马领导华中临时政府，仍是未定数。2 日驻上海总领事曾向英使卡尔透露25 名中国政要将于3 月16 日迎接唐绍仪抵达南京，但到最后却无疾而终。卡尔认为唐绍仪以时机尚未成熟，且坚持“须经过一种选举手续”，乃拒绝出马。此外，暂居香港的李思浩连续三次表明拒绝接受职位;在天津的张耀曾、章士钊都表示无意参加;陈中孚也自东京来电表示暂时无法返回上海;温宗尧则先暂避于青岛。再加上公众舆论也对唐绍仪的态度发挥相当影响力，例如上海市民曾要求唐氏“发表光明正大的宣言，力辟汉奸谣言”;民众抗议的书信像雪片般地寄到唐绍仪的寓所，使得唐氏的态度更趋谨慎。3 月中旬，外面盛传唐将沦为“汉奸”，唐氏未作任何响应，并拒绝广州抗日团体要求他返粤的呼吁，而退还他们所提供的旅费。3 月18 日，日内阁情报部引用一则新闻报道，其内容是广州市民众抗敌后援会致电旅居上海的粤籍名人唐绍仪、陈锦涛、温宗尧等勿受日人操纵而重蹈郑孝胥的覆辙，并要求他们尽速返回广东;因华中临时政府必须与日当局永久合作，它的成立将在某种程度上对当时正在进行的英日谈判造成不利的影响。3 月26 日，上海各界散发传单“指斥唐绍仪及其他维新政府要人，詈为汉奸”，并扬言大举暗杀“新政府之有关系中日要人”。上海的外国舆论乃不看好该政权：

“新政府乃与蒋介石不睦之安福系的复活，完全属于日本的创立，……除亲日的而外，别无存在之道，为残留于焦土之中国民众计，终以政府为必要，新政府即此耳。彼立于民众与日本军部之中间，且时常服从日本之支配，以处理困难之事业，梁鸿志虽曾宣言与华北合并，但何者为主，则其次之问题也。”

不仅如此，连其他中国政要也对唐绍仪抱持着冷嘲热讽的态度。3 月30 日，英外务部官员璧约翰于中国驻英使馆拜会国民党粤派要人孙科，询问他对唐绍仪出马领导新政权的态度，孙氏即对唐氏的出马颇多嘲讽。“华中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时，系暂由梁鸿志代行政事，且在上海所散发的新政府成立宣言中，只有梁鸿志和温宗尧，唐绍仪并未列名其中。唐绍仪对在摇摇欲坠下所成立的“华中临时政府”态度之消极，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唐绍仪不愿出掌“华中临时政府”也涉及驻华日军的派系倾轧，并连带造成日驻华特务机关的人事异动。1938 年2 月初，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将新政府的人选名单携往上海以讨论新政权的成立事宜，遭到松井石根、船津辰一郎及在沪日纺织业领袖以名单中多为“不知名之士”而大加反对，并与他“发生口角，几致动武”。2 月底，日方派遣陆军教育总监畑俊六接替奉调返国的松井石根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畑俊六与松井的行事风格全然不同：畑氏凡事秉承军部的命令行事，松井则多无视于军部的命令，且在战场上我行我素。畑俊六于到任后完全推翻松井的计划，造成日驻华特务机关的人事大变动，再加上外务、陆军及海军省对新政权的态度不同，“外交主缓办，海军主停止，陆军主急办”，外相宇垣一成与陆相板垣征四郎的意见不合，再加上日海军方面坚持华中政府组织的独立性，不愿与陆军所支持的“华北临时政府”合流，连带波及“华中临时政府”的成立。上海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长臼田宽三(中佐)主张由唐绍仪担任南北政权合并后的主席，受到华北政权领袖王克敏及华北日军特务喜多诚一的强烈反对。至于唐绍仪本人则以仍在养病，健康状态不理想，完全缺乏出为主席的意愿，并对于邀请他复出的各项传言深表愤慨，声明绝不出马，坚决地抗拒权力的诱惑，顶多只同意为中日的和平而努力。臼田乃被降调至河南开封，遗缺改由日本使馆少将武官原田熊吉担任。

不只如此，日方阵营中甚至还传出仍愿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消息。日方一旦同意与蒋氏谈判，拉拢唐绍仪出马筹组新政权的政策就是多此一举。不过，我们仍视此为日方内部针对新政权成立所提出的一项意见，因为如果日军的军事行动获得进一步的进展，日方更不会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放在眼里。

“土肥原机关”的“鸟工作”

1938 年2 月，日本的首要战略在“先夺徐州，再向平汉、陇海路实行总攻，以会师武汉为目的”，作战的目的是“会师武汉”。3 月初，唐绍仪采取观望态度，声称日军一旦攻下徐州、攻克武汉，才考虑出马的问题。5 月，徐州会战结束，日军打通了津浦线，意图整合南北傀儡政权，对唐绍仪的劝降工作乃更加紧进行。

6 月17 日，日本政府为有效化解陆军、海军、外务省的号令不一，乃决定筹组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策划统合中国各地亲日政权的工作，其中的一项计划是“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酿成成立强力政权的趋势”，亦即所谓的“鸟工作”。7 月12 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使中国丧失抗战能力，并推动支那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下台”的谋略，其中一项方策就是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并削弱中国政府与民众的抗日意识。7 月26 日，直属于五相会议的“对华特别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委员会由陆军派出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派出津田静枝中将，外务省则以陆军退伍中将坂西利八郎担任顾问，以在日占区内推动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工作。他们在协商后决定在上海设立“重光堂”的办事处，并由曾在中国从事特务工作超过20 年的土肥原统筹负责，津田、坂西从旁协助，外界乃将该委员会称为“土肥原机关”。

土肥原早在1935 年即向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提出“中日提携”，为胡氏所斥拒。他这次仍把目标集中在中国革命初期的政治家，亦即被国民党尊为元老的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等“中国第一流”人物身上，企图以他们充当“中央政府”的领导人，以便在“临时”“维新”政府之上，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土肥原的初步构想是由唐绍仪、靳云鹏负责政治，吴佩孚负责军事。唐绍仪是土肥原心目中的第一人选，主要在于他曾抱有大亚洲主义思想，相当敬佩日本能成功地迫使强国与它握手言和，主张实现中日同盟才是中国脱离帝国主义枷锁的关键，并认为只有清楚地认识到日本的实力才能维系中国的国家尊严。

唐绍仪原先不愿加入新政府的主因是担心日本终将与蒋介石妥协。日后唐氏的立场之所以出现动摇是由于土肥原抵华后的一系列人事安排。由于唐氏不愿与日方直接接触，土肥原乃通过各种渠道与唐氏沟通，且锁定唐绍仪的女婿、清末大员岑春煊之子，且与日首相近卫文麿有同窗之谊的岑德广为意见沟通者。土肥原提出让唐绍仪“出任新政府首脑”，建议“由吴佩孚在旁予以协助，成为新中央政府骨干”，并要求新中央政府须于10 月底成立。岑氏则向土肥原提出以下的条件：第一，日军须攻下汉口，只要国民政府仍掌握汉口，就表示它仍未被击败，若贸然成立新政权，无异于让唐氏背上叛国的罪名;日军攻下汉口，唐氏才能真正承担新政府的重责大任。第二，南北政权合并，首都设于南京;第三，唐氏须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导新政府，不受日方掣肘。但即使日军攻下汉口、唐氏担任新政权中的领导人，共产党的影响力对该政权仍是一大挑战。当时的共产主义借由散布于中国各地的游击队在日占区中广为传播，不愿受日本控制的中国青年将共产主义视为是解救中国的不二法门，并与共产运动连成一气，最终达成解救中国脱离日本枷锁的任务。

此外，岑德广向土肥原要求统一的中央政府须以“唐绍仪为中心”，坚持新政府须符合以下诸条件运作：第一，新成立的政府须定名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首都设于南京，国旗用青天白日旗，“以北京为陪都，由国民政府特派一政务高级大员常驻，以便就近处置一般事务”。第二，关于基本国策方面，须“以防共睦邻为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并以民主政体彻底保障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对于友邦之一切条约均继续实行”。第三，关于军事方面，为“维持国内治安及剿灭共产党”，须建立国防常备军80 万人。此外，岑氏与土肥原还对政府的组织系统、“干部人才”的网罗、“中心机关”的活动经费、工作事项、反蒋倒蒋计划、对日关系，以及正式登台前准备发表的“和平救国宣言”提纲等予以详细的规划。岑氏在上海与土肥原等日方特务秘密往来与谈判都被国民党军统局的上海区人员严密监控。

1938 年9 月底，土肥原密访唐绍仪。他怂恿唐绍仪签署“和平救国宣言”，为新政权的成立迈出第一步，也为建立新政权营造舆论，其内容包括：第一，由各省同志联合发起“中华民国国民紧急救国会议”，再由救国会议全体议决敦请唐绍仪与吴佩孚二人出任艰巨、主持一切。第二，唐绍仪于政治上颇有声望，曾任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是国民党的元老;吴佩孚是中国的高级将领，夙以“爱护国家主权、力排共产邪说”为职志。唐、吴的出马必受到国民党同志及欧美各国的拥护及承认。第三，在南京召开国民救国会议，正式投票选举元首。不过，唐绍仪在与土肥原秘密会谈之后不久即遭遇不测，“土肥原机关”的计划遂告流产。

杨凡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