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九九华诞，一个拥有90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即将迈入百年，仍然保持青春活力。

中共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191.4万名，比上年净增132.0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68.1万个，比上年净增7.1万个。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党的组织体系更加健全，党的执政根基进一步夯实。

河北省平山县， 西柏坡纪念馆。

相形之下，创建至今已逾百年的中国国民党，却是另一番光景。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举行一大，3年后的1924年，改组后中国国民党也举行了“一大”，初心同样是打倒军阀、救国救民，组织形态同样是“以俄为师”，堪称“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为何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1

“改组”“整风”大不同

1942年春天，36岁的周天贤和他背后的大佬们都陷入尴尬之中。

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决定改组湖南省党部，湖南是重点战区，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配齐配强省党部班子，很有必要。

朱家骅给湖南省主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发了一个名单过去，说蒋介石已同意，这份名单上既有湖南省党部原班人马，又有中央组织部“空降”人员。但是，薛岳当天就怼回来了，他表示这些人不行啊，我给你拟一个名单吧。这份名单，以湘籍人士为主，其中就有周天贤，拟任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

周天贤是湖南临澧人，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湖南的骨干。他没有出现在朱家骅的第一份名单中，其实是朱家骅的“欲擒故纵”：朱家骅跟周天贤是好友，朱在柏林大学留学时的同学、后来中山大学的同事辛树帜是周的临澧老乡，也曾向朱推荐过周。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也向朱家骅推荐，朱回复说：这个岗位已有人选——周天贤。可以说，周天贤对这个职位势在必得了。

朱家骅与薛岳频繁的电报沟通后，人选终于确定下来，周天贤确实在其间。但周天贤还没来得及高兴呢，湖南当地实权人物的反对声音就传到重庆了，他们攻击周“私德不检，资历浅薄”，朱家骅告诉手下，任命都发了，做好湖南那帮人的工作，“事关中央威信，必须严厉执行。”

这时，极尴尬的一幕出现了：有人掌握了实锤，告发上去——周天贤根本不是国民党党员！虽然薛岳、朱家骅鼎力支持，蒋介石也签字通过了，但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周天贤居然不是国民党党员，最后，任命只能撤回。

周天贤的故事，是国民党党籍管理混乱不堪的一个折射。

当年，国民党到底有多少党员，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没人说得清楚。党员自动脱党或重复入党司空见惯，有的人到一个地方就新入一次党，多的会先后入党五六次。就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甚至还发布过一篇文章：《指示防止重复入党办法六点》。

这般情形，无疑跟孙中山当初的设计大相径庭。

中国国民党成立于1894年，由孙中山先生创立，其前身是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1912年，同盟会联合4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1919年正式称为中国国民党。自同盟会以来，国民党即是一个组织松懈、纪律欠严的组织。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东渡日本，孙中山痛定思痛：国民党的党组织不够坚强，一盘散沙，政令难行，这样不行，要再造一个新党。翌年春，孙中山筹建中华革命党，针对如何增强组织纪律性，他让每个党员入党时，对他宣誓，并在誓词上按指纹。一些老同盟会员对此表示强烈反感，老战友黄兴还因此跟孙中山闹翻了，远走美国。

与苏俄共产党发生联系后，孙中山对苏俄共产党的组织产生了深厚兴趣，决心“师俄”。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告国民党正式改组，国民党改组的最重要表征，是新党章的制定——苏俄顾问鲍罗廷以俄共党章为蓝本，拟订了国民党党章草案。

历史学者王奇生在《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一书中表示：在党的组织系统方面，国民党仿俄共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与国家行政相并行的层级机构，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体制，“党团”、“纪律”、基层组织建制等，包括“党国”、“党军”。

王奇生写道：“直到1924年改组以后，国民党才由一个隐秘的、封闭的、精英型的革命党，逐渐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具有较广群众基础和较强政治动员能力的革命党。”

这次改组，在国民党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根据王奇生的统计，1924年以前，国民党的活动基地和党员基础主要在海外。据1923年前后的粗略统计，国民党共有党员20余万，其中国内党员不到5万；组织机构400余处，亦绝大多数设于海外；国内除广州、湖南设有分支部外，其他省区既无正式的组织机构，亦无显著的活动成绩。

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逐渐建立了从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至区党部、区分部的各级机构。1926年10月的统计资料显示，国民党在全国约90%的省区和25%的县份建立了省级和县级党组织，国民党党员增至54.4万余人，其中国内党员约占82%，海外党员约占18%。北伐更是使国民党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似熊熊烈火，燃遍全国。

但是，20年后，这把烈火，已成风中残烛。

国民党何以至此？王奇生认为，1924年国民党改组，引进苏俄列宁主义政党的组党方法，按理应该一改过去松弛散漫的组织习性，然而考察这个时期国民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他发现国民党只是袭用了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却未能很好地吸收其内蕴精髓，正所谓“新瓶装旧酒”。

用王奇生的话来说，国民党采取了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些组织形式，但其实际运作更接近于西方议会政党的某些做法——征收资格漫无标准，征收方式如同儿戏，党员信仰有无不问，党员质量优劣不顾，几乎来者不拒。

国共两党几乎同时“以俄为师”，共产党组织之严密性和国民党组织之松懈态，很快形成鲜明对比——

当朱家骅与薛岳在煞费苦心谋求一个非党员担任省党部要职时，中国共产党在干什么？

延安整风。

1942年春天，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延安开始全党普遍整风。延安整风运动意义非凡，中国共产党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需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抗战初期发展起来的70多万新党员，也需要教育和培训。

当国民党“以俄为师”只学到一点皮毛时，同样“以俄为师”、一度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通过延安整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中国共产党历史》如是评价：“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2

“运动式”的入党方式

再说回中国国民党。

陈立夫、陈果夫兄弟长期把持国民党党务，构成了民国政坛著名的“CC系”，时人称“蒋家天下陈家党”。但是，陈立夫对于国民党到底有多少党员，是说不上来的。1947年秋天，三青团中央干事张宗良当众问陈立夫：“立夫先生，你是中央组织部长，请你用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发函全国党员，叫他们每人签一个自己的名字上报，看看能报多少？”陈立夫只能满脸无奈地回复：“宗良先生，现在是革命低潮啊……”

国民党到底有多少党员？

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决议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所有党员、团员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合并前夕，国民党中央公布的党员人数：普通党员377万，军人党员485万，合计为862万。三青团团员154万，党员全并后，国民党党员总数超过1000万。

但是，截至1948年11月，党员、团员重新登记为党员者仅132万……《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对此评价：“在党、团合并过程中，将近九成的党、团员实际已脱离了国民党。”

从历史来看，国民党发展党员是“运动式”的，平时不重视，一旦需要了，就大张旗鼓。抗战时期，国民党吸收党员到了巅峰，鱼龙混杂，来者不拒。

《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中详细记载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征收党员的几条主要途径：一是通过基层区分部介绍、吸收。入党志愿书由国民党中央统一印制。申请人事先不需要向党组织作思想汇报，党组织也毋须考察申请人对党的认识程度。申请人只需将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学历、经历、家庭成员及经济状况等填在印制好的志愿书上即可。然后由区分部审查申请人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手续堪称简便。但战时基层党组织在征求党员时，大多敷衍行事，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求指标。二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市党部直接征求入党。三是集体登记入党。

国民党自改组之初，就喜欢搞集体入党。集体入党的弊端，在于不加甄选，不论优劣，不计信仰，将某一团体的所有成员网罗无遗，其结果就是党员数量迅速膨胀而质量日趋杂滥。

抗战时期，党员人数飞速增长的同时，这一弊端更是显现无遗。

王奇生写道：“集体入党在战前即已有之，不过那时一般限于部队官兵。抗战时期，这一入党方式仍然适用于军队党员。1939年3月，蒋介石通饬全国各军事长官，一律恢复各级军队党部（1936年曾宣布撤销军队党部），全体官兵均须集体宣誓入党。1940年春，李宗仁在湖北老河口公园举行的一个集体入党仪式上，一次性吸收了1万多名军官士兵，其后几天内，第5战区10万官兵都成了国民党党员。抗战时期国民党400多万军队党员也都是集体入党的产物。由于‘全体官兵皆党员’，数百万军队党员徒拥虚名，无论对党对军都毫无实际意义。”

“集体入党方式由军队进一步推广到普通党员征收上。1939年，蒋介石训令全国各机关公务人员于1年内一律加入国民党，届期如无党籍者，有官者免官，有职者免职。于是机关公务员为了保住饭碗而集体入党。此外，战时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党政训练班。训练班结束时，其学员也就成了集体入党的对象。据国民党‘六大’党务报告，战时由中央训练团等中央训练机关及各省、市、区、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班）等地方训练机关受训的人数，总计有218.9万。这些受训人员一般都要求入党或入团。到抗战后期，一些地方还强制中学生集体入党。集体入党是战时及战后国民党吸纳党员的一条主要途径。”

王奇生表示，上述几种入党方式尚算正规，还有更荒诞的。抗战中期，国民党提出要完成1000万党员的目标，中央组织部就摊派发展党员任务，下面层层分解，花样百出，有的不入党不发贷款，有的以发粮食为诱饵，让整村人都入党，河南陕县还有一位党部书记兼中学校长，利用职务之便，将本校花名册上的学生每人年龄加大10岁，统统吸收为党员……

如此吸收方式，能有什么效果？

总之，国民党党员很自由：入党前不培养，入党时不考察，入党后不训练，人人可自由入党，大多数党员平时游离于党组织之外，不与组织发生关系，不过组织生活，不缴党费，工作调动时不转移党籍，违法乱纪时不受党纪惩处。更荒唐的是，有的书记不知道自己是书记，知道自己是书记的，不知道下面有多少党员，还有些名册上的“党员”，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居然已经是党员了……

英国学者乔纳森·芬比在他所著的《蒋介石传》中写道：“1939年，（国民党）其党员人数只是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一，但到1944年底却猛增到250万人，大多数新入党者都是被这个党所提供的利益所吸引，而不是被理念或者改变信仰的热情。”

3

一纸秘密名单，鱼龙混杂

荒唐的入党方式，让国民党党员数量骤增，也让其中鱼龙混杂。

时间回到1935年，浙江兰溪，一纸秘密名单让与会者“炸开了锅”。

时任浙江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署址兰溪）的胡次威，受命“国大代表”兰溪区的选举监督，他接到了浙江省政府和浙江省党部的会衔密电，附有代表候选人名单，要胡次威支持他们一律当选，到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许多年后，胡次威写了篇回忆文章《蒋介石做总统的一个片断》，还原了这个过程：

接到密电和名单后，胡次威召集专区所属十一县的县长到兰溪开会，在会议席上宣布了密电和名单，请大家发表意见。县长们得知名单后，怎一个诧异了得，他们纷纷发言，叫苦连天，总之一句话：这事不好整啊。

名单上人，当然都是国民党党员，但县长们表示，这些人，要么是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要么就纯属坏蛋，这些候选人在本地声名狼藉，劣迹昭著，“谁会去选他们？”

但浙江省政府和省党部的密令，明摆着是不能不执行的。胡次威的任务，不是组织大家讨论名单，而是如何让这些国民党党员当选“国大代表”。他很快跟县长们达成了一致：所谓选举也只不过是那么一回事，至关重要的还是选举方法问题。

大家在官场浸淫多年，很快想出了办法：之前各县都未作过选举权人的调查，根本无法编制选举人名册，不过没事，甚至更好，选举人识字的不多，原可由代书人代为签名领取选举票，那就正好发动该县政府全体职员翻开“百家姓”和“千字文”，用排列法任意编造。如何保障秘密名单所提的候选人均能当选？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在投票结束后，立即估计他们所得的票数，临时发动各该县政府全体职员连夜写投票，缺多少补多少，以补到他们足够当选的票数为止。

“选举”开始后，胡次威还排定日程亲往各县监选，能敷衍的就敷衍，能弥缝的就弥缝，务使其不致出事。但他还是不放心，又想出一招，“最后又想出一条掩耳盗铃的办法，要各县县长把选举票柜送到兰溪，在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集中开票，我曾发现不少的选举票柜里摆得十分整齐，显然是打开柜子成沓地放进去的，而不是一张一张投进去的。好在唱票、计票、监票的先生们都是‘自家人’，大家都心照不宣……”

胡次威在回忆文章中还写道：“全国其他各省各区选举国大代表的手法，和我差不了多少，可能有些地区比我还要搞得更糟。”

值得一提的是，胡次威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法学家。上世纪30年代初，改造乡村社会的呼声很高，国民党也在尝试县政改革，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和浙江省的兰溪县建立了县政建设实验区，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法律系主任的胡次威就任兰溪实验县县长。这样一位既专业又富有理想情怀的法律专家，却在县域“国大代表”选举时娴熟且习惯性地违法，也可看出当时国民党基层治理的失败了。

这个事情，除了腐败的选举方式，还有一个让人纳闷的地方：国民党的基层代表中，怎么会有那么多土豪劣绅？这个问题，依旧源自国民党的党员吸收机制。

国民党组织形式“以俄为师”，但当年俄共对吸收党员有严格规定：凡志愿入党者，都须经过预备期，这一关键要求，国民党没学。

众所周知，在今天，实行入党预备期，目的在于对新党员进行严格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实际工作锻炼，对他们继续进行教育和考察，使他们端正入党动机，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党性修养，成为合格的党员。实行预备期，有利于保证新党员的质量；有利于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有利于增强党的战斗力。

但是，国民党1924年改组后，“师俄”偏偏放弃了关键环节，入党没有预备期。没有预备期，更没有处于预备期的党员向组织汇报思想动态和学习及工作等方面的情况，总而言之，造成一个可怕的后果：组织不掌握党员的情况，什么人都可以混入党内。

早在帮助国民党改组之初，共产国际当时就观察到了：农村的剥削者阶层为了应付国民党当局都相应地进行了伪装，他们的许多人加入了国民党，常常是为了在县和县以下的国民党机构中占据领导职位。这表明国民党在向基层地域社会渗透的过程中，非但未能动摇旧有地方势力的基础，反而为他们所僭夺。

国民党内部也清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1927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指出：“各地党部之组织殊为松懈，各地党部之执行委员多不健全，且尚多为不明了党义的反动派所盘踞，而一般土豪劣绅、地痞讼棍，尚多混入党籍，曲解党义，以图私利。”

一个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革命党，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敌人蜂拥过来占领阵地，妥妥的劣币驱逐良币。

大量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加入国民党，已经悄然改变了国民党的基础，但国民党高层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却无力也无心去纠正，毕竟，他们代表的不是广大农民的利益。乔纳森·芬比在《蒋介石传》中写得很精辟：“国民党中有人信仰土地国有化，并且认为个人占有量必须限制在10英亩以下，但这却是国民党始终设法避开的主题。这个政党，已经把他的命运与地主连在了一起……”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对农村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是极度恐惧的，这也加快了与农民群体的切割，并迅速走到对立面。

王奇生说，国民党地方党权托付无人，惟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并网罗社会各界原有的权势人物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这个时期，国民党就已经失去了民心。

4

派系倾轧、竞争空前激烈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广州，国民政府“总统”李宗仁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正在进行一次特别的会面，这也是两人的最后见面。当时，蒋介石已“引退”，却在背后百般折腾李宗仁，而人民解放军已百万雄师渡长江，气吞万里如虎，国民政府“迁都”广州，但广东全境失守，已成定局。

《李宗仁回忆录》记载，两人见面，李宗仁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然后，他滔滔不绝把蒋介石骂了一通，“把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数给他听。”李宗仁心里清楚，这是他最后一次与蒋介石见面了，不吐不快。蒋介石“默坐听我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紧张尴尬。当我有所责问时，他只是唔唔诺诺，讷讷不能出口。”

今天，我们再读李宗仁的这段回忆文字，印象深刻的是李宗仁怒批蒋介石“主政二十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他用了两个词：“军事北伐，政治南伐”，这八个字，经典地概括了国民党失败的深刻原因。

蒋介石重军轻党，军权日趋膨胀，党权日趋低落，从中央到地方，军权凌驾于党政之上，党治徒有其表。王奇生评价说：“国民党党治体制的法理序列是党→政→军，而实际序列却是军→政→党，名义上是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民国时代国民党党员普遍信仰的是武力而不是党，也同样可以理解，为什么坚持“党指挥枪”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得了胜利。

《李宗仁回忆录》上写道，蒋介石“一生唯我独尊，今天受到如此严厉的诘责，居然能容忍，不至咆哮和反唇置辩”，可见，他明白李宗仁骂得到位。事实上，对于国民党的种种弊端，蒋介石并非不知道，事实上，他在多个场合呼吁、痛斥、反思。

1927年“清党”之后，蒋介石就讲过要学习共产党的组织，“本党在民国十三年改组之时，本已采用苏俄共产党之组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总章，自区分部以上，系统井然，其于党员义务，亦有明白之规定，无如本党同志多不耐严格之训练，往往视党章为具文，甚或不知党章之所制定者究为何事……”蒋介石习惯写日记，他的日记中更是充满了此类沉痛的文字，1940年11月2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生之苦厄，在于党务也。”

但是，蒋介石本人对军事力量极度迷恋，他一生最为倚赖的是军队，而不是党。面对一个千疮百孔的国民党，他不是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大刀阔斧地全党整风，对于违犯党纪的党员，能够铁面无私地“清理门户”，他的选择是：既然国民党已经腐朽不堪了，没法用了，我就在党内另立一个新党，一个有别于国民党的新的政党组织，为我所用。

1932年1月8日，蒋介石写下了这样的日记：“此后如欲革命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在这种心态下，先有了力行社、CC系，后来又有了三青团。但是，蒋介石拥有了直接听命于他的派系后，几大派系彼此陷入了惨烈的倾轧，这最终拖垮了国民党。

《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写道：“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和竞争，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一种持续强韧的内耗和自毁机制，对国民党的整个组织生命的衰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相继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七大”4月23日在延安开幕，旋即，5月5日，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开幕。

国民党“六大”期间，派系斗争空前激烈，因为CC系势力强大，三青团、黄埔系、朱家骅系、新桂系、孙科系等几个此前斗得你死我活的派系，空前团结起来，与CC系恶斗。蒋介石摆不平，只能空前扩大国民党“中委”名额，从原计划的250人一下“注水”到460人，但仍然不起作用，有些未当选者愤然退党，缴还党证，有些想当“中委”，结果花了大钱却只当选候补“中委”，就登报辞退……

而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

《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大会选举的中央领导集体，是通过充分酝酿产生的，在选举中坚持了三个原则：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二、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三、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此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

至此，共产党与国民党，高下立判，孰胜孰负，其实并无悬念。

5

“吾党的光荣”

相比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由忠诚、纪律与牺牲写成的。

最后，再讲几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的故事：

有一位滇军的高级军官，已经加入了国民党，荣华富贵就在身边，但他不甘心这么过下去。1922年7月，他先到北平找李大钊，未遇，8月，又费尽周折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但陈独秀因为他的身份，婉拒了他入党的要求，9月，他远渡重洋，来到法国巴黎，遇到了比自己年轻12岁的共产党员周恩来，数日深谈后，他又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请求，这年11月，他终于在巴黎入党了。

他的名字叫朱德。

有一位湖南的年轻人，18岁就参加了中华革命党，自己组织武装与军阀作战，当到了军长，他熟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七十次找党”，但因为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身份，屡屡被拒，同时蒋介石也在拉拢他，许诺让他当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主席，并赠送一栋地处南京的大洋楼，被他断然拒绝。他后来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南下途中，起义军被打散，他在瑞金入党了。

他的名字叫贺龙。

还有邹韬奋的故事，他是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主办了享有盛誉的三联书店。他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以笔为枪，奋斗不息，即使坐牢，也不屈服。他曾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周恩来的意见是，邹韬奋在党外做工作更加有利。

1944年6月2日，重病之中的邹韬奋留下遗嘱，希望死后能将骨灰送往一直向往却未能成行的延安，并请求中共中央追认自己入党。7月24日他与世长辞，中共中央在唁电中满足了其临终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

还有一位被中国共产党引为“吾党的光荣”的党员，叫续范亭，著名抗日爱国将领，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35年，他不忍目睹国家民族陷于危亡，赴南京呼吁团结抗日，在中山陵前剖腹明志，震动全国。1940年，他与贺龙、关向应并肩战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7年9月12日，续范亭将军病逝，临终前，他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封遗书，正式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翌日，中共中央从延安发电，追认续范亭为中共正式党员。

续范亭的入党申请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此弥留之际，我以毕生至诚敬谨请求入党，请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的一生历史，是否合格，如承追认入党，实平生之大愿也！”

寥寥数言，朴实无华，却如飞天惊雷，是中国共产党九十九年历史大片的真实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