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控上，大体形成了中央为彰显“政平讼理”，地方官员为“劝民息讼”的博弈；如何保障百姓的权利，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统治者内部的平衡。地方官员甚至为了“息讼”，不惜“截访”——截拿。

戏曲《人头告御状》剧照

作者：沈彬

“告御状”这个词，很多喜爱戏曲和传统故事的人都不陌生。“告御状”在法律术语上的名称叫“京控”，有些类似于上访制度。戏曲中常有在衙门外“鸣冤鼓”的情节，这是京控法律制度中的一个内容。

拦轿申冤受笞刑

“鸣冤鼓”最早见于《周礼》的“路鼓”，这是百姓向皇帝、中央机关上访的最早记载。但是，向皇帝“直诉”并不是封建统治者喜欢的，因此古代法制中对于“越诉”和“诬告”有详细规定。

戏曲中出现某个含冤女子跪拦高级官员的轿子申冤，其实是冒着相当大的法律风险，因为从隋代开始，统治者就确立了严格的逐级告状制度。

案件必须经县、郡、州、中央省部逐级上告，越过一级就算“越诉”；只有走完上述程序后，或者官员都不受理时，才可以敲登闻鼓向皇帝直诉。如果向皇帝“越级上访”，那么也构成越诉。

拦轿申冤叫做“邀车驾”，属于“越诉”，唐代法律规定笞四十。明朝法律规定：告状者冲入皇帝仪仗，就可判绞刑。随着京控者越来越多，明清两朝应对京控的措施也越来越严厉。

明朝晚期每一朝皇帝都会出台严控京控的新政策。当时通过自残告状的人并不少，明朝统治者也并不顾惜，这些规定都被清朝所继承。清朝规定，上访者只可敲设于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之外的“鸣冤鼓”，但不允许“邀车驾直诉”。

为统治者内部平衡而博弈

中国古代属威权社会，统治者不希望臣民有强烈的权利意识而去打官司。然而，封建统治者要向臣民显现“青天”形象，让人相信问题出在地方官员身上，皇帝还是英明的，所以要给臣民一个“来京上访”的合法渠道。

“告御状”，本身还有着德政的寓意，是一种底层百姓的政治寄托。从效果看，京控也是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皇帝控制官员的政治手段。

所以，在京控问题上，并非人们所想象的，皇帝从始至终都严格限制。比如，嘉庆帝即位之后，出于政治手腕也罢，励精图治也罢，反正一改其父乾隆帝的政策，表示要“勤求民隐”，不许官员限制百姓京控，甚至称自己有时间的话会审阅每起京控案的卷宗。

但地方官员则不同，他们一心“息讼”，乃至“压讼”，甚至不惜截拿。有的截拿，是被控告的地方豪绅在路上抢走京控者的盘缠，阻止其京控，但地方豪绅显然与地方官员有勾结。

有的就是地方官员派差人截拿“上访者”。比如清末的东南漕运系统中，地方官员甚至养着打手“专殴控漕之人”，使得东南办漕之民，控告无门，又进一步激起民变。

显然，封建统治者既要息讼，又要彰显德政，存在一定冲突。因此京控大体形成了中央为彰显“政平讼理”，地方官员为“劝民息讼”的博弈。如何保障百姓的权利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统治者内部的平衡。

诬告和拖延并施

古代“告御状”者还要承担一种风险，那就是“诬告”。无论是由朝廷直接审理的案子，还是朝廷受理后发回各省重审的案子，如果查明京控属实就惩罚罪犯；如果京控不实，则原告就是“诬告”，要受惩办。

清代对于京控的处理流程有明确规定：都察院接受上访后，认为情节较重的向皇帝具奏；情节较轻的，受理之后再转回各省总督、巡抚办理。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每年两次，催告各省逾期未结的案子，并向皇帝汇报。

地方官员对于中央已经受理的京控，会想办法“搞定”。比如拖延手段，案子发回到各省督抚手里，但下属地方官员一般无视20天内遣送证人的期限，而且常常是先遣送一些无关的或不重要的证人，造成省里无法审理发回的京控案。

有的官员则在和稀泥。因为法律规定京控不实，就是诬告，要受处罚。但官员又不愿把案子审得太明白，证明就是诬告并处刑，那会引发新一轮的京控，而会通过简单地责打京控人，了结案件。

到了清朝末年，京控制度纠正错案的效率越来越低。一件京控案件，少则需要两年三年，多则需要十几年二十年方可审结。到光绪年间，关于“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或“州县承审京控上控各案，往往逾期不结”的记载，极为常见。最后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京控制度也消亡了。